吉安大圳，原名吉野圳，建於1911年，水源來自木瓜溪，最初為灌溉臺灣第一個官營移民村——吉野村的農田。1913年完工，之後經過1931年和1940年的兩次擴建，延長了灌溉範圍。戰後，吉野村更名為吉安村，吉野圳也隨之改稱為吉安圳，至今仍是吉安鄉與花蓮市的重要灌溉水源，覆蓋面積達2500餘公頃，並局部供應民生用水，對當地農業發展與居民生活有著重要影響。 吉安大圳分線的涼亭位於水圳分線處，涼亭旁設有石碑，記載了吉安圳的歷史與重要工程。該地區景色優美，沿著水圳的導水路兩側林木繁茂，棲息著多種鳥類、螢火蟲等動植物，生態環境十分豐富。隨著導水路的老化，圳堤滲漏及崩塌的問題逐漸嚴重。為改善這一情況，水利會採用生態工法進行修建，讓這座超過百年的水利設施在灌溉的同時，也具備生態保護的功能。吉安大圳不僅是當地農業生產的生命線，也是生態與文化的象徵，吸引了眾多遊客前來了解這段歷史。

吉野圳是為了灌溉臺灣第一個官營移民村——吉野村而建。1911年，臺灣總督府委託工程師錦織虎吉進行調查，1912年開始動工，並於1913年底完工。吉野圳的水源來自木瓜溪，1931年和1940年又進行兩次改修，延長灌溉區域。戰後，吉野村更名為吉安村，吉野圳也隨之改稱為吉安圳，成為吉安鄉至今的重要灌溉水源。 不盡跌水井是1932年吉野圳擴建工程的一部分，由錦織虎吉題字「不盡」(不尽)，象徵「川流不息，取之不盡」。這座跌水井的主要功能是減緩水流衝擊，對水利調控具有重要價值，並成為當地水利歷史中的重要標誌。由於其歷史和文化價值，不盡跌水井被列為歷史建築，象徵吉安地區農業發展與水利技術的進步。擴建工程中，吉野圳新增了進水口、沉沙池、排放水門、隧道及22座跌水井，並在1941年將部分跌水井改建為初音發電廠（今台電初英發電廠），發電後的尾水則繼續用於灌溉，充分展現水利工程的多功能性。今日，吉野圳與不盡跌水井見證了吉安鄉的農業發展歷史，現場還設有水利生態步道，讓遊客能漫步其中，體驗這片土地的豐富歷史與自然風貌。

西寧寺位舊能高越橫斷道路上，因路段蜿蜒狹窄，有不知名人士在路旁石頭上奉祀一尊佛像，為來往人車祈求平安。當地居民陳桂枝與張文土常停車向佛像祈禱，見佛像長期暴露於風雨中，便募款建造小廟供奉。1996年，鄭石松先生出資購地擴建西寧寺，以感念佛祖庇佑與修路先驅的犧牲。然而，西寧寺的所在地原為「深堀神社」，該神社紀念1897年日治初期深堀安一郎率隊進行中央山脈橫斷道路及鐵道測量時遇害的事件。深堀隊於奇萊山失聯，後確認遭遇襲擊被原住民所擊殺，這段歷史深刻影響了當地的發展。 西寧寺內供奉的不動明王來自日治時期。根據文史工作者王天送的口述，原有兩尊不動明王像，一尊在初音，一尊位於太魯閣長春祠附近的天王橋。戰後，住在初音的詹姓人家將太魯閣的不動明王像移至初音發電廠附近的日本人金子家中，另一尊則被奉至豐田的碧蓮寺。如今，西寧寺內供奉的正是來自太魯閣的不動明王像。 西寧寺內的不動明王雕像雕工精美，保存良好，是花蓮地區僅存的兩尊大型不動明王像之一，成為當地重要的歷史文化遺產。2011年，鄭家後代委託「中華三清弘道學會」接管寺廟，將主祀神改為三清道祖，但不動明王像仍保留，見證這座寺廟的歷史與信仰。

能高橫斷道路，從霧社至初音，修築耗資巨大，且犧牲了眾多開路人員。為紀念這段艱辛歷程及悼念殉職者，當局在初音入口處豎立了「橫斷道路開鑿記念碑」與「殉職者之碑」。這兩座紀念碑原先分立於臺九丙線道路兩側，但因道路拓寬工程，後將「殉職者之碑」移至「橫斷道路開鑿記念碑」前方，兩碑合併成為一處紀念地標。 橫斷道路開鑿記念碑記載了這條道路的修建過程。碑文記述了1917年9月開始修築、1918年1月竣工的詳細歷程，參與修路的工人多達3.6萬人，警備員則有8500名，耗資4萬2千圓。這條橫斷道路連接初音與奇萊主山，見證了日治時期的重要開發工程。殉職者之碑則用以紀念那些在修築過程中不幸殉職的工人與警備人員。碑文簡潔而莊重，記載了殉職者的姓名，以表達對他們的尊敬與追悼。 這條橫斷道路後來被命名為「能高越嶺道」，是臺灣第一條橫越中央山脈的東西向道路，最初是原住民賽德克族與太魯閣族的行獵與貿易通道。1917年，日治政府將其修築為正式道路，作為控制山區部落的警備道。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延續這條道路作為電力輸送線，將東部的電力輸往西部，並因此成為台電保線道路的一部分。

木瓜溪的「木瓜」並非源自水果，而是賽德克語「Mokui」的音譯。約200多年前，來自南投霧社的原住民遷徙到木瓜溪中、上游，並自稱「Mokui」，意思是「來自山後」。漢人根據這個發音將其稱為「木瓜」。木瓜群的額紋數量比太魯閣群多，這也是區分兩族群的特徵之一。 木瓜溪護岸工程結合了生態保護與河川環境改善，旨在創造自然與人類的和諧共生。華隆護岸與初英護岸的交會點處設立了「木瓜溪生態環」界標，這個標誌展示了從木瓜溪上游至出海口所發現的動植物。界標上描繪了白頭翁、朱鸝、貓頭鷹、山羌、白鼻心、野山羊等生物，以及周圍的植物，生動再現了木瓜溪的多樣生態。 生態環的設計者將海洋生物用藍色呈現，陸地生物則以綠色表示，凸顯各種生物的立體特徵。這座生態環象徵了木瓜溪的自然故事，展現了森林、河川與海洋的生態連結。護岸的高灘地上另設有一座台灣形狀的生態池，象徵初音作為「能高越嶺道」東部起點的歷史意義。能高越嶺道原為原住民的遷徙和交易道路，連接中央山脈的東西兩側。日治時期，這條道路被整治為警備道路，成為台灣第一條東西橫貫公路，全長81.3公里，連接東部的初音與西部的霧社。這條道路不僅具有歷史意義，還成為1950年代台電輸送東部電力到西部的重要路徑。

能高越橫斷道路全長從霧社延伸至初音，而初音車站旁正是其東段的起點。這條道路始建於1917年，為加強對山區的控制，日治政府下令修築，並於1923年和1931年進行了兩次大規模改修。道路修建耗費大量人力與財力，並伴隨許多工人殉職。 這條路徑的前身為太魯閣族德克達雅群的獵徑，該族群利用這條路線進行跨山遷徙，並與阿美族等族群進行物物交換。日治時期，太魯閣族長期抵抗日本統治，直到1914年，日本以武力鎮壓後，開始積極修築山區道路以削弱當地族群的防禦優勢。1917年，能高越東段全長約44公里，動員超過5.8萬人施工，於1918年完工。此後，日本當局逐步向深山擴展警備，增設駐在所以加強對山區部落的控制。1930年霧社事件爆發後，花蓮港廳的軍警聯合討伐隊也經由此路，進行攻擊行動。 修築完成後，日軍在初音驛立下「能高越橫斷道路基點」碑，記錄「從是至臺中州界十三里七町」。為了紀念艱辛的開路過程與殉職者，在現今西寧寺附近豎立了「橫斷道路開鑿記念碑」與「殉職者之碑」。雖然「能高越橫斷道路基點」已不復存在，但吉安鄉公所在此立了一座「能高越道路起點」的標示牌，並展示了修築時發現的1925年立水準點石碑，作為當時測繪與道路建設的重要歷史見證。